《古田會議》（油畫）。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就制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要求黨員開展黨內組織生活。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實際經驗，黨內民主生活并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曾任中共早期中組部部長的周恩來曾一針見血指出：“從前組織上有一種‘家長制’的形式，黨員群眾對于黨部，下級機關對于上級，只有機械的服從，而無活潑的黨的生活?！?/p>
1928年，周恩來在談到如何貫徹黨的六大決議時，特別提出：“各級黨部都要盡可能地討論一切黨的政治問題，引導每個同志都盡量發(fā)表對于政治問題的意見。”“所謂支部生活，并不是僅僅開會聽政治報告、交納黨費就算完事，最要緊的是討論當地的政治問題、工作問題?！?/p>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向贛西南出擊，隨后同從井岡山突圍出來的紅五軍主力會合，并向閩西發(fā)展。轉戰(zhàn)贛南閩西過程中，紅軍的生存環(huán)境相當艱苦，紅四軍內部，包括高級領導干部，對井岡山時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產生了各種議論。對紅軍中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軍事和政治的關系、紅軍根據地建設等問題，爭論更是一直不斷。紅四軍第四縱隊司令員傅柏翠曾回憶說：朱、毛之間對某些問題（朱毛之間關于紅軍領導方式的爭論，史稱“朱毛之爭”。毛澤東當時是紅四軍前委書記，主張前委直接領導軍內各級黨委，即“黨管理一切”，而朱德則主張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軍事）的看法也有爭論。沿途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曾召開過一些大小會議，在黨內展開辯論，朱、毛也多次在小會上作答辯。
1929年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召開。會議由陳毅主持，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會上，毛澤東提出黨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但會議錯誤地否定了這一正確意見。會后，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其后，紅四軍出擊閩中，冒進東江，結果連吃敗仗。
8月下旬，陳毅代表紅四軍前往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周恩來對紅四軍七大和前委擴大會議在處置紅四軍領導內部分歧問題時的缺點提出了批評，指出：朱、毛兩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澤東應仍任前委書記，并須使紅四軍全體同志了解并接受。
陳毅代中央起草了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經周恩來審定后，帶回紅四軍，這就是著名的“九月來信”。周恩來囑咐陳毅，回去后，把毛澤東請回來，繼續(xù)主持前委工作；召開一次會議，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統(tǒng)一認識，最好能做出一個文字決議，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規(guī)定辦事。
陳毅回到紅四軍后，立即召開前委會傳達中央“九月來信”精神，又致信毛澤東：“七大沒有開好，我犯了錯誤。中央認為你的領導是正確的。四軍同志盼你早日歸隊，就任前委書記。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階（朱德，字玉階）以及前委的希冀?！?/p>
毛澤東收到中央指示和陳毅的信后，隨即趕赴紅四軍前委駐地與朱德、陳毅會面。朱德和陳毅當著毛澤東的面做了自我批評。朱德承認過去的爭論中自己有錯，陳毅說自己這次回來就是來打倒和稀泥的“陳毅主義”的。毛澤東也承認自己說了一些傷害朱德、陳毅感情的話，并請朱德、陳毅多多包涵。三位領導人的手再次緊緊握在了一起。
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人遵照中央和周恩來“召開一次會議”“有一個文字決議”的意見，于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古田舉行了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會議討論形成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并選舉毛澤東為前委書記。曾經在紅四軍中發(fā)生尖銳思想對立的一場爭論，最終在古田完全化解。
在古田會議的籌備和召開過程中，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人勇于做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大局為重，凝心聚力；他們親力親為，重視調查研究，深入連隊、農村召開座談會，聽取不同意見，詳細調查了解紅四軍部隊和黨內存在的各種問題。
由于做了充足的會前準備，會議只用了短短兩天，就正確解決了關乎紅軍前途命運的一系列矛盾和問題?！豆盘飼h決議》明確指出“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強調“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zhàn)斗力的武器”，“要教育黨員懂得黨的組織的重要性，對黨委或同志有所批評應當在黨的會議上提出”。古田會議以團結告終，開創(chuàng)了正確解決黨內矛盾的范例。
（摘編自《文史博覽》2017年第4期 譚樂沁 王建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