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爆發(fā)，工人游行隊伍。
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開始，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迫使中國一步步喪失獨立地位和自信心。一大批有志之士開始反思與探索，不料從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均以失敗而告終。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chuàng)刊《青年雜志》，揭開新文化運動的序幕。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作為旗手和中堅力量，他們的平均年齡才30歲。深受他們影響的京津?qū)W生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張?zhí)住⒅芏鱽淼?，包括外鄉(xiāng)來京青年毛澤東都是19世紀的“90后”。
五四運動爆發(fā)前夕，“北京的學生界，三五成群，課余飯后，在教室、操場、公寓里，凡是大家游散聚坐的地方，無不爭論著國事與報紙刊物上的文章。一股新的力量正在蘊蓄、滋長中，到處遍布，到處散發(fā)?！?/p>
愛國激情
某一運動的發(fā)生，總是先由少數(shù)人全身心投入其中，進行組織動員。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天，5月3日晚上召開的北京大學學生大會上，17歲的劉仁靜同學（后來是中共一大最年輕的代表、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積極發(fā)動者和負責人之一）當場拿出一把菜刀，要以自殺激勵國人。法科學生謝紹敏悲憤地咬破中指，裂斷衣襟，寫下血書“還我青島”（五四游行當天被當作抗議標識之一，懸掛在天安門前）。24歲的北大文預科學生郭欽光在5月4日當天，“奮袂先行，見當局下逮捕學生之令，憤然大痛，嘔血盈斗”，三日后病故。這是在五四運動中死去的第一位愛國志士，因而引起大家的沉痛哀悼，直接推動了5月19日北京學生總罷課。
在全國各地呼應北京學生行動、發(fā)動群眾參與的過程中，以激烈行為來刺激群眾的場景比比皆是。當上海華界電車工人原來對于罷工未有一定堅決的主張，“嗣經(jīng)若干學生要求停駛，間有橫臥軌道中以生命與抗者，一時人心大感動，遂同盟罷工”。當上海學生們在按戶動員各商號統(tǒng)一罷市遭到店主拒絕后，不惜以“沿街跪求”的辦法，進行哀告。
在天津，馬駿在動員紳商罷市時，曾以死“換諸君之犧牲”，愿以自己的性命“犧牲”換取商家犧牲私利，共同罷市。雖然自殺未遂，但“大眾受此刺激，頓下決心，當場表決”，達不到要求“仍繼續(xù)罷市”。
湖北陽新縣“工業(yè)生張則范以鋼剪砍斷中指，用白布手巾書寫血書‘誓爭青島，眾志成城’八大字”“各代表奉為救國旗，通示各校，大為感動也”。
與工農(nóng)結(jié)合
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作為一種自覺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使斗爭取得重大勝利，敏感的知識分子“漸知工人階級的勢力比學生大”。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及青年學生意識到下層民眾中蘊藏著巨大的政治力量，試圖加以動員，“勞工神圣”“到民間去”等口號得以流行。
其實，在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對待下層民眾的態(tài)度是一種兩難選擇：一是為要達到運動之目的必須喚醒民眾，使其廣泛參與其中，才能產(chǎn)生更大的影響。二是當社會各界大量參與運動后，學生憂慮下層民眾因缺乏組織、自私、惰性及流氓習氣嚴重，可能對運動目標、一致行動和行動秩序造成傷害。
這種小資產(chǎn)階級的愁緒很快被火熱的實踐所替代。到了1920年5月前后，五四運動發(fā)展到一個新階段，即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兩股力量相結(jié)合的階段。鄧中夏與北大學生經(jīng)常在長辛店和南口鐵路工人中工作，當時工人的生活很艱苦，鄧中夏與工人同住、同吃，突破湖南口音的障礙，與工人們談笑風生。這年的3月，浙江俞秀松到上海厚生鐵廠作工，觀察工人的狀況、工人的心理。同年8月，李大釗、周恩來在北京陶然亭發(fā)起五團體會議，不僅要求組織起來，而且喊出了“到民間去”的口號。在長沙的毛澤東把自己打扮成工人模樣，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和他們接近，到茶館和工人喝茶、談心、交朋友。
從憤怒青年到奮斗青年
“火燒趙家樓”原本是沒有列入五四示威游行預案之中的，但卻因?qū)W生的有序請愿受到阻撓和冷落而成為順理成章的延伸。假若3000名學生按照預定路線游行一圈就返回學校（實際上已有學生返校），沒有火燒趙家樓這一幕（導致北洋軍警逮捕學生32人），那么5月4日當天游行示威的影響力和沖擊力可能是另一種效果。這一激烈行為，自然地成為五四運動的標志性事件和重要“拐點”。
五四運動中的抵制日貨，一直持續(xù)到1920年一整年。抵制的中堅力量，肯定是學生。北京大學、清華學校等北京各校學生，將學校消費社和學生“舊日所購日貨”，一起拉到先農(nóng)壇，沖破軍警阻攔，付之一炬。還有很多學生把自己和家里人所有的日貨，統(tǒng)統(tǒng)砸掉燒毀。在抵貨運動的高潮期間，學生們不僅不買日貨，而且不跟任何與日本有關的事沾邊，不坐日本車，不乘日本船。
其實，愛國僅有熱情、僅有憤怒是不夠的，還需要自我奮斗意識、工業(yè)實力和科技實力。資料顯示，1919年（五四運動）和1925年（五卅運動）兩個抵制日貨最為激烈的年份，日本對華輸出額卻明顯高于同期其他年份。原因在于每次抵制日貨風頭過后，商人們便會大量購進日貨，以滿足基層民眾獲取物美價廉日用品的需要。據(jù)《大公報》報道，1919年6月16日，長沙學校放假，街上沒有了學生演講和檢查，一些店鋪就開始偷偷賣日貨，“而無知愚民只知貪圖便宜，樂往購用”。因為當時條件下，中國的國貨很難同日本貨競爭。很多日用品如常用的臉盆、牙粉、墨水等，國產(chǎn)品牌很少，而且市場占有率很低。以至于抵貨運動開始時，學生們只能使用手工生產(chǎn)的木盆和銅盆。
不論怎么說，抵貨行動給中國的民族工業(yè)帶來了很大機遇。工廠開足馬力生產(chǎn)，商家興高采烈買賣。一些新的企業(yè)計劃，趁著運動的火熱，紛紛出臺。對于廣大青年學生來說，也需要考量助力國家強盛需要什么樣的方法和路徑。其實，從清末到民國初年不斷出現(xiàn)如“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的主張，但是西方列強環(huán)伺、國內(nèi)戰(zhàn)亂頻仍、民族旦夕危亡的歷史背景下，這些主張均難收到大的成效。唯有以革命的暴力手段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的國家和新的秩序，才能為包括廣大青年在內(nèi)的國人奮斗提供必要的外在條件。
（摘編自4月25日《人民政協(xié)報》 胡獻忠/文）
